[宗派]藏傳佛教

藏傳佛教：
據〈西藏新志〉載：「周赧王二年歲在戊申(西元前315年)，額納特克(中印度)有烏迪雅納汗者，為隣國所敗，自印度逃至雪山(喜瑪拉雅山)，住雅贊塘遂呼謂雅爾隆氏，其季子生有異表，眾生推為汗，尋為土伯圖國之王。其後七世，有奸臣隆納木者篡其位，不半載前汗之子某汗恢復故位。又傳七世，至多里隆贊汗得百拜懺悔經、多寶經及金塔寶，敬慎供養，是為佛教入藏之始。時西歷四百七年，東晉安帝義熙丁未三年也。」也就是說，佛教是於西元407年始傳入藏。
因為古西藏地區為羌戎地，故說藏族的祖先原是古代羌族的一支，藏族人自稱為 Bod，漢譯為「圖伯特」，這也可能是西方稱西藏為 Tibet 的由來。唐代時稱為「吐蕃」，元朝時依藏音 Usu Tsang 而稱「烏斯藏」或「衛藏」。「烏斯藏」原是古拉蕯的地方名，是吐蕃王國的中心，有佛國淨土之意，因地處中原之西，故中原人稱其為「西藏」。「吐蕃」的「蕃」，依 Bod 音直譯，讀ㄅㄛBo「播」，而不讀ㄈㄢ Fan「藩」。
古代西藏原是土王部落各自為政的高原地區，藏人的原始宗教是原自西伯利亞和蒙古的  Shaman「蕯滿教」，一種崇拜天、地、土、河、龍神及魔靈等多神的巫師信仰，在西藏稱為 Bon 或 Bonpo，漢譯「棒教」。
到西元七世紀的唐朝時，吐蕃王第三十世「棄弄讚王」，也就是著名的「松贊幹布」(Sron-btsan-Sgam-Po)統一了西藏。當時的西藏國勢強盛，「松贊幹布」曾經征服了尼泊爾，並娶了尼泊爾王的公主「波利庫姬」(Bhrkuti)。又數次對唐朝用兵，失敗後要求和親，唐太宗為安定西埵，於貞觀十五年(西元641年)將宗女「文成公主」下嫁藏王。兩位公主都是虔誠的佛教徒，來自當時信仰佛教的國土，帶入藏地的不僅是佛教的信仰，還有兩國的文化和技術工匠等。松贊幹布受了兩位公主的影響，改信了佛教，還派人到印度和唐朝學習，並請高僧到西藏弘法。被派到印度的大臣「端美三菩提」等十六人留學回藏後，不僅帶回梵文佛典，還以梵文為基礎為西藏創造了西藏文字。
聖嚴師父說：「因據西藏人的信仰，西藏為佛陀指定觀音菩薩的化區，西藏是佛國淨土在人間的化現，是觀音菩薩救濟加護的國土。故將歷代西藏的名王及高僧，均視為觀音的化身，例如深信達賴喇嘛是觀音化身，班禪嘗為達賴之師，故亦信班禪喇嘛是阿彌陀的權現，或說是金剛持的應化。」(西藏佛教史P125)所以，松贊幹布和波利庫姬及文成公主，都被藏人視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。藏人在拉薩為文成公主建了「大昭寺」，為波利庫姬公主建了「小昭寺」。拉薩的「布達拉宮」原是指「塔廟」，亦是取名自古天竺觀世音菩薩的南海道場 Potalaka「普陀洛迦」。
雖然據西藏古老傳說，早在西元前三百多年，已有佛教從印度傳入，也有關於佛教的聖典自天而降的美麗神話，但神話傳說畢竟是神話傳說，在松贊幹布之前，藏人還只知有巫師和棒教。而且佛教歷史上西元前三百年時，佛經並未記錄成文字。據〈西藏新志〉所舉，佛經應於西元407年傳入西藏，故在松贊幹布信仰並弘揚佛教後，一直受到當時的棒教祭司和信奉棒教的舊貴族的強烈反對。  
松贊幹布死後數十年，佛教在藏土一直處於低朝，而國勢武力卻越來越強盛，數度外侵。藏王傳了數代，約於西元八世紀初年「棄隸縮贊王」時，學松贊幹布向唐朝要求和親，時為武則天稱帝過後，回復國號「唐」的中宗年間。唐中宗以雍王守禮之女「金城公主」嫁給棄隸縮贊王。金城公主也是虔誠的佛門弟子，同樣帶去了很多佛典和中原的技術文化，也帶去了一些佛教僧人。這對朝野棒教勢力根深蒂固的西藏，再次起了一定的衝擊。到西元八世紀中業，當金城公主所生的王子「吃傈雙提贊」(Khri-Sron-lde-Btsan)王長大鞏固了政權後，西藏國力武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。同時，藏王派人向漢地和印度禮聘了不少高僧入藏弘法譯經。其中於西元747年在尼泊爾請得善海大師  Shanta-raksita「寂護」。「寂護」是當時中觀清辨學派高僧，曾兩度入藏，前後在西藏弘法十五年。大師及其弟子，特別是 Kamalashila「迦摩羅什羅」，亦稱「蓮華戒」，在藏地譯了不少佛經，並著有〈中道莊嚴釋〉等中觀思想的論著。
在此期間，藏地曾經發生天災饑饉瘟疫流行，這正是在藏傳佛教歷史上所謂「妖魔橫行」的年代。被聖嚴師父稱為「學者型的宗教家」的「寂護」，他雖在佛學上的造詣很高，但並無降魔伏妖的能力，於是寂護向藏王推薦了印度烏耆延那的  Padma-sambhava「蓮華生」‧上師。聖嚴師父說：「蓮華生大師是一位密教的大成就者，他為西藏帶來陀羅尼及真言儀軌，以神咒降伏惡魔妖魅，神通廣大，所向無不敬服。同來有其弟子二十五人，均能降魔伏妖，各化一方，這也正好投合西藏原始信仰的胃口。他不反對棒教，卻為民間的疾苦以神通來解救。當其施救之後，仍不自炫恩德，務使民眾自然產生對佛教的敬仰之心。故能不恃強迫，而導民眾歸依佛教。他對藏人施恩，對藏境作惡的鬼靈加威。所以他以神通威力摧伏外道，護持佛法，厥功甚偉。」(西藏的佛教P36)故藏人視「蓮華生」大師為藏傳佛教的初祖。至三十五世藏王吃傈雙提贊及以後三十八世藏王吃傈徠巴瞻時代，不僅武力強盛，也是早期藏傳佛教最興盛的時朝。  
但藏地文化畢竟比較落後，藏人對高深的佛教道理不易理解接受，加上因為國王大力支持佛教，出家僧人日多，民眾苦於重稅，後來又遇上天災人禍瘟疫饑饉。於是到信奉棒教的第三十九世藏王  Glan-darma「朗達磨」掌權時，就借機將一切災禍歸咎佛教，進行殘酷的滅佛行動，焚經毁寺勒令僧侶還俗，並迫他們當屠夫及獵戶。這便是西藏佛教史上最大的滅佛運動。朗達磨王滅佛的時期，正和唐武宗「會昌法難」時期相近。雖然朗達磨王滅佛時間僅維持了五年，他就被「吉祥金剛」喇嘛刺殺。但西藏佛教基礎比較薄弱，此後近百年的一段時期，佛教在西藏幾乎絕跡，而藏土也又陷入了部落土酋分裂割據的年代。
朗達磨王的滅佛，在西藏佛教史上是一個分水嶺，研究西藏佛教歷史者，以此把藏傳佛教分成「前弘期」和「後弘期」兩個歷史時期。 
到了西元十一世紀初年，逃到外地僅存的佛教僧侶的傳人，漸漸由西康青海尼泊爾等地返回西藏，印度大乘佛教顯密二門的經典也漸漸較完善的傳入。滅佛的朗達磨王的庶子，信奉佛教的光護王當年避逃到阿里地區，到其曾曾孫菩提光王掌阿里王權時，派人到印度請到了著名的〈菩提道燈論〉(Bodhipatha-pradipa)的作者，原籍孟加拉的「吉祥燃燈智」Atisha「阿底峽」大師入藏。
據說「阿底峽」大師入藏時已屆六十歲，到達拉薩時約是西元十一世紀三十年代初。藏人認為大師是西元1027年到拉薩，故以該年為西藏紀元元年。大師在藏地傳法十七年，並帶了不少有為的弟子入藏，使當時在印度日趨衰亡的佛教，反而在藏地興盛起來。聖嚴師父形容：「當他巡化藏土各地之時，德行所感，上下歸依，挽救頹風，樹立新範，西藏佛教的面目，一時為之煥然一變。……其中以〈菩提道燈論〉為其代表作，抉擇顯密之大要，辦別邪正的界限，努力宣揚顯密貫通及觀行並重的大乘佛法。後來宗喀巴大師的宗教改革，其主要思想亦受阿底峽的理論啟導。西藏所傳密典，以及中觀派的論籍，亦因阿底峽的入藏而完成譯事，並且臻於美備。所以，阿底峽是西藏佛教的一大重鎮。印度佛教之輸入西藏，到阿底峽時代始竟全功。他對藏土佛教的貢獻之大，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。」(西藏佛教史P54)可見師父對阿底峽大師評價之高，也可知藏傳佛教是顯密貫通的。師父總結藏傳佛教說：「西藏的佛教思想，由於時間的遞演，傳譯的師承學派，均有不同。例如最初的寂護與蓮華戒等所傳，乃係清辨系的中觀思想；其次的勝友等人所傳，則為瑜伽學系的思想；現在我們要說的阿底峽，他傳的乃是寂天和會了中觀及瑜伽的兩派之說，加上超岩寺的貫通了顯密二乘的思想。」(同上P57)
阿底峽大師入藏後的「後弘期」藏傳佛教，才開始分門分派，在此之前，基本還只是蓮華生大師及其弟子傳下的「寧瑪派」。除了「寧瑪派」，後期主要有「噶當派」「薩迦派」「噶舉派」和著名的「格魯派」。
「寧瑪派」(Rnin-ma-pa) 亦有稱為 Nuingma。是「前弘期」最古的教派，故亦稱「古舊派」。此派的支派雖然依各自創始人或所在寺院為名，但皆屬直接由蓮華生大師傳下的「寧瑪派」，是印度佛教晚期的密教和西藏棒教相融合而成的教派，以印度傳入的密教經典為主。此派僧人可以娶妻，重密咒，不重戒行，以無上瑜伽為本。因門人衣冠紅色而被外界誤稱為「紅教」。
「噶當派」(Bkah-gdam-pa) 亦稱「甘丹」，是「後弘期」最早的一派，是阿底峽大師的弟子  Hdrom-ston「冬頓」，亦稱「仲敦巴」在西元1056年以阿底峽〈菩提道燈論〉為基礎而創立。「噶當」有教誨之意，故亦稱為「教誡派」。是針對「前弘期」密法的專尚咒術不重戒行而創，且是唯一專事教化，不涉政治的教派。
「薩迦派」(Sakya-pa)：此派因其創始者「貢刧傑布」(Hkhon-mchog-rgyal-po) 亦譯成「袞曲迦保」，於西元十一世紀初在後藏薩迦地區建立薩迦寺而得名。此派在十三世紀至十四世紀中業元朝頂盛時期，其第五代祖師「八思巴」(Phagspa)曾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國師，並開創西藏政教合一，法王兼藏王之始，故盛極一時。此派的寺院圍牆都塗成紅、白、藍三色，因而被俗世誤稱為「花教」。
「噶舉派」(Bkah-brgyud-pa)：此派注重密法的口授心傳和「大手印」(Muhāmudrā)，藏語「噶舉」是心口相傳之意，故名。創始者是馬爾巴，其嫡傳弟子是著名的「密勒日巴」(Milaraspa)。馬爾巴是有妻室的，故其門人弟子也多是在家人。因其門人衣冠白色而被俗世誤稱為「白教」。 
「格魯派」(Dge-lugs-pa)：僅從西元八世紀中業蓮華生大師入藏，至西元十五世紀初宗喀巴改革，藏傳佛教已有七百多年歷史。蓮華生大師雖是密教的大成就者，但他是有家室的在家菩薩，故以蓮華生為初祖的西藏佛教僧人是可以娶妻的。幾百年來，僅重咒術不重戒行，漸漸戒律鬆散教綱不振，僧團腐敗。加上政教勾結，因此有宗喀巴起來改革教綱，注重顯教的義理，提倡律制，於西元1409年在拉薩成立了「格魯派」(亦稱「格律派」)。該派僧人戒律嚴明，不準娶妻，為有別於舊派而改穿黃色衣冠，所以被外界稱為「黃教」。
〈西藏新志〉載：「黃教之大喇嘛有四，一達賴喇嘛，二班禪喇嘛，三哲布尊丹巴，四多倫諾爾阿嘉胡圖克圖。相傳哲布尊丹巴為菩薩之轉生，其勢力普及蒙古地方。寺在圖拉河右岸庫倫等地，僧眾萬餘。多倫諾爾阿嘉胡圖克圖駐北京及其附近。」
西藏以外的人，以藏傳佛教各派門人衣冠顏色的紅白黃等等，而稱為「紅教」「白教」「黃教」，其實那是藏地以外人的誤解。藏傳佛教各門派不同衣冠，至多稱為「紅衣」「黃衣」「紅帽」「黃帽」等，並不等同派別。例如外人看到某些藏傳佛教的修行人留長髮，以為西藏僧人可以留髮，那也是誤解。真正的藏傳僧人也是要剃度受戒的，束髮的僅是修行人而非僧人，他們的衣著也與僧人有所不同，只是外人不明白吧了。
至於西藏還有一派衣冠皆黑，被世俗稱為「黑教」者，是崇尚巫術降神的 Bonpo「棒教」，並非佛教。其實「棒教」也分為「白棒」和「黑棒」兩種。
因為西藏地處高原，地大人少，長時期與外界隔離，外人對藏傳佛教以及西藏人的風俗習慣的誤傳誤解是太多了。例如外界對西藏獨特的「天葬」風俗很不理解，想當然的以為藏人是想通過禿鷲把死者的靈魂帶到天上。其實「天葬」的方式雖然跟佛教信仰多少有關，但並非藏傳佛教的葬禮。只是信仰佛教的藏人知道人死之後，神識已投生六道，剩下的無用肉身能再做一次布施，施於禿鷲吃，也是一種功德，好過土葬火葬浪費了。這和外面世界的死後捐贈器官的功德沒有不同。
「宗喀巴」Tson kha pa (西元1357-1419），原名  Blo-bzan grags-pa「羅桑札巴」，元順帝至正十七年（西元1357年）生於青海湟中宗喀。自幼聰慧，器宇不凡，據說三歲就得法王噶瑪巴授近事戒，七歲依敦珠仁欽受沙彌戒並受密宗灌頂，十四歲入後藏（日喀則）札什倫布的薩迦寺出家。曾追隨多名當時著名的大師修學般若因明等顯乘及密教蓮華諸部，並曾入雪山苦行和遊學各地，精通顯密。「宗喀巴」眼見當時藏傳佛教的流弊，認為「吞刀吐火之幻術不足為世益。」（西藏新志）立誓改革，後得道於西藏的噶爾丹寺，曾使當時薩迦派的大喇嘛折服。
明成祖朱棣永樂七年（西元1409年），藏歷正月初一至十五，宗喀巴在西藏拉薩大昭寺舉行祈愿大法會，與會僧眾數萬人換上黃色衣冠，藏傳佛教「格魯派」正式創立。其弟子於1414年在拉薩東北興建「甘丹寺」，1416年建「哲蚌寺」，1417年建「色拉寺」，其後又在日喀則重建「札什倫布寺」，此四座大寺院成為「格魯派」的基地。其後「噶當派」諸寺相繼改宗「格魯派」，「格魯派」日漸發展成藏傳佛教第一大派。宗喀巴改革藏傳佛教，重點是針對僧人放蕩胡為，要求僧侶必須嚴守戒律，禁止僧人娶妻，提創「少欲知足，清淨自活。」制定新規：一，改紅衣冠為黃色；二，改正咒語；三，定「呼畢爾罕」為其二大弟子達賴和班禪世世轉世以傳衣缽。
宗喀巴一生著作甚豐，著有〈金鬘論〉〈緣起頌〉〈菩提道次第廣論〉〈密宗道次第廣論〉等，還撰了〈菩薩戒品釋〉〈事師法五十頌釋〉〈密宗十四根本戒釋〉〈辯了不了義論〉〈中論廣釋〉等，成為藏傳佛教的理論基礎。西元1419年10月25日，宗喀巴圓寂於甘丹寺。  
坊間稱藏傳佛教為「喇嘛教」，這是不妥的，是對藏語 Bla-ma「喇嘛」的誤解。藏人自稱藏傳佛教為 Sans-rgyas-kyi chos，意為「佛陀的教示」或「佛的宗教」(西藏佛教史P124)。藏語稱出家人為  Grwa-pa「札巴」，意為入寺學佛的人，相當於漢語的「僧人」。男出家眾稱為「阿喀」或「察巴」，女出家眾稱為「阿尼」。出家人出家後在不同階段所受的戒律不同而有不同的身份。初出家僅受沙彌戒的僧人，藏語稱「格雀」，相當於漢語的「沙彌」。出家一定階段後，有資格受比丘戒的僧人，藏語稱「格隆」，相當於漢語的「比丘」。一般漢傳佛教的比丘到了僧臘高的階段，也只被稱為「高僧」「大和尚」或「法師」，並不成為一個「等級」。但藏傳佛教在「格隆」之上還有「上師」或「上人」，就是內有德智外有勝行，且在人之上者，藏語稱為  Bla-ma「喇嘛」，相當於梵語 Guru，也就是老師之意。
「喇嘛」是被認為可以自行轉世者，藏傳佛教把上師當本尊，認為是佛的報身。有說藏傳佛教是歸依「四寶」，那不確實，因為他們是把上師置於三寶之上，藏傳佛教是先歸依喇嘛「上師」，才能通過喇嘛歸依三寶的。可是從漢傳顯教來看，「上師」根本就是三寶中的「僧寶」，但藏人不是這樣看。
聖嚴師父說：「西藏僧人確信，在喇嘛之前不聞有佛，雖千劫之佛亦依喇嘛而存在。因為吾人若不依喇嘛的引導，不會知有佛教，不從喇嘛的教誨傳承，我們不能入佛，更不能夠成佛。」正因為他們視「上師」高於一切，「所以喇嘛成了萬善萬德的總體，已集由來的佛法僧功德於其一身。奉侍喇嘛即等於供事三寶，積聚善根的主要方法，也就是供事喇嘛。求取喇嘛的欣悅便能除罪積福，為博喇嘛的滿足，縱使犧牲自身的生命也當在所不惜。」(西藏佛教史P128)這可能和藏人普遍的文化水平有關，普通老百姓沒有識字的機會，唯有「喇嘛」看懂佛經，當然「若不依喇嘛的引導，不會知有佛教」了。
藏傳佛教是非常重視傳承的，重視師承法脈。因此為得「上師」的灌頂和傳法，弟子甚至傾家蕩產來供奉「上師」，取悅「上師」，而且對「上師」的一切必須絕對的服從。這固然有他們一套理論，但不免引起不少流弊。雖然藏傳佛教認為真正的「上師」要求弟子的大供養，甚至要求以弟子以等身重黃金的供養等等，僅是在考驗弟子，在供養後會全數退還或全數布施，自己一分不留，但一涉及錢財肯定會有流弊。在漢傳佛教，弟子或信徒對三寶的「供養」，完全是自願和隨緣，強制性的「捐獻」並非佛制。
所謂「本尊」(Yidam)，是指某尊佛的化身，是藏傳佛教徒終生專注修證的對象。因為佛佛一如，「本尊法」僅是一種專修的法門。
「三大寺」指「色拉寺」「甘丹寺」「哲蚌寺」，是拉蕯的三所為藏傳佛教培育佛教僧材的「最高學府」。青藏蒙等各地區藏傳佛教寺院的僧人，都以能到「三大寺」之一學習為榮。學成後或回原屬寺院弘法，或再入拉蕯另兩所密法的權威學府「密院」之一學「密」，或自行修密法，或入山進行閉關等。外邊以為藏傳佛教就是「密宗」，那是誤解了，「三大寺」的課程，是學顯乘經論，在學時是不準許作禪修或修持密法的。
「三大寺」的課程相近，主要是學「因明」「般若」「中觀」「俱舍」及「戒律」五大學科，每一學科都需要花數年時間學習，主要分為背誦聽聞和辯論。考試時必須憑記憶背誦，最後考取了各種「格西」學位。「格西」是藏傳佛教中經考試而得的，相當於「教授」「博士」的學銜。此制度是「格魯派」創始人宗喀巴承襲自阿底峽尊者從古印度那爛陀大學的傳统。僧人必須在「三大寺」之一學習十幾二十年，次第學習五部大論。「格西」經考試合格而分四等：一等稱「拉然巴格西」；二等稱「曹然巴格西」；三等稱「林瑟格西」；四等稱「日讓巴格西」或「度讓巴格西」。有「格西」學位才有資格在寺院當教授。
「格西」是學銜，是不保證其德行和內證，亦不具自主轉世能力的。各級「格西」是依各學僧的歷來成績及潛質而分級評選的，並非最後考試而得。「拉然巴格西」則是三大寺僧眾聚集在大昭寺的新年廣願法會中應考，其他等級的學僧在學成後，是在各自寺中應考。因為藏傳佛教有如此嚴格的學僧考試制度，所以「三大寺」出來的藏傳佛教僧人，傳法時隨口就可誦出經論，引經據典而不用翻經書。這是其他宗派僧人很難做到的。流亡藏人於一九六六年在南印度 Mysore「邁索爾」亦復建此三大寺，成為海外藏傳佛教的最高學府。
「上師」藏語 Blama，漢譯為「喇嘛」，相當於梵文 Guru。「上師」對內有德智外有勝行，能成為眾人及眾僧之師的高僧，也是藏傳佛教對大喇嘛的尊稱。大喇嘛又稱「金剛上師」，或老師，就是能為世人典範者。
《十誦律》載：「人有四種，一麤人、二濁人、三中間人、四上人。」「上人」「上師」不是自封的，藏傳佛教的上師或金剛上師，是師師相承的，被認為是大日如來的代表，不可自封。以「上人」自封且到處招搖，是為大妄語。〈佛光大辭典〉載：依密乘之規定，堪任軌範師（阿闍黎）之上師須具備下列條件：一，須有正統傳承的根本金剛上師之密法灌頂。二，從金剛佛至自己的根本上師，其間所有密法之傳承灌頂皆須圓滿無缺，不可間斷。三，須受本尊大灌頂（阿闍黎灌頂），精通顯密佛法及菩提心學，並具備火供壇城等修法材料，熟習諸經軌所說之修法。四，自己有能力傳授密法時，須經根本金剛上師許可，方能擔任上師阿闍黎，為人傳法灌頂。圓具上述條件後，依照西藏之習慣，即可稱為「仁波切」，意指轉世佛爺，藏語意為「珍貴的人」。
聖嚴師父說：「佛陀涅槃後，漸漸形成這樣的趨勢：通經說法的稱為法師，持律講律的稱為律師，諷讚並讀誦經法的稱為經師，研究阿毘達磨的稱為論師，習定學禪的稱為禪師，修持觀行的則稱為瑜伽師。」 ﹙禪的生活P73﹚ 
「大師」在漢傳佛教是指眾師之師，故只有佛陀可稱「大師」。〈瑜伽師地論〉說：「能善教誡聲聞弟子一切應作不應作事，故名大師。又為化導無量眾生令苦寂滅，故名大師。又為摧滅邪穢外道，世間出世間，故名大師。」
〈行事鈔資持記〉載：「大師者，所謂人天之師，即十號之一，以道訓人，故彰斯目，然以師通凡聖，加大簡之，是則三界獨尊，九道依學，唯偉師聖得此嘉號，自餘凡鄙安可潛稱。」「十號」是指佛的十個稱號，如世尊如來應供等。但在中土，自唐以來，皇帝喜封高僧為大師，至近代已不限于高僧，而對其他學術有成就者，如對齊白石張大千等，稱為國畫大師，對太虛和尚稱為太虛大師等，已不是皇帝所封，而是其弟子或信徒對他的尊稱了。
近年，世間出了兩股逆流。其一，因為二十世紀中葉，一批藏人流亡國外，把藏傳佛教帶出了藏蒙地區。雖然部份藏人在印度復建了「哲蚌寺」「色拉寺」和「喀丹寺」三大寺，為藏傳佛教培育了不少出色專才，也出了一些高僧。但同時，也有小部份藏人利用外間，特別是西方對密教的好奇，自稱「上師」「活佛」，到處招搖謀利，正如藏傳佛教著名的蔣揚欽哲仁波切的弟子，受過西方教育的索甲仁波切說：「對於科學家，你可以驗證誰是真內行，誰不是，因為其他的科學家可以查核他們的背景和檢驗他們的發現。但在西方，因為缺乏對智慧文化的一套豐富完整的準則，因此，所謂『上師』的真實性幾乎無法建立。任何人似乎都可以自我炫耀為上師，吸引徒眾。」(西藏生死書P173)；其二，海峽兩岸近半個世紀也陸續出現了一些自封的「上師」「活佛」者，他們把自己置於蓮台上，背面還打燈現「光環」，自稱是「比佛還大」，利用民眾對佛教的無知和政治上的苦悶，招搖撞騙斂財自肥。最可悲的是對佛法誤解的人太多，真正認識佛法的人太少，至使別有用心者和外道有可乘之機。

布達拉宮